朱熹所撰《楚辭集注》，在傳世《楚辭》注本中頗具重要地位，《天祿琳瑯書目》卷十明版集部“楚辭”條云：“世傳《楚辭》最著者，一為王逸《章句》，一為晁無咎《重編》，一為朱子《楚辭集注》。” [ ① ]但宋世以后影響最著者為《楚辭集注》無疑，關于它的成書，學界依據文獻史料已有較多討論。本文主要結合目錄專書的說法，討論了《楚辭集注》編撰的政治背景問題，即與南宋慶元年間朝廷內部政爭的細微關系。同時重點討論了《楚辭集注》刊刻的過程，經考察，《集注》經歷了從單行到合刻的過程，刻年、刻者、刻書地域與政治環境、朱熹影響以及近緣關系均密切相關。既是傳統版本研究的方法，又涉及筆者所認為的書籍史領域，呈現出交融的傾向。應該說，以朱熹《楚辭集注》的編撰和刊刻流布為個案的梳理，對于從版本史和書籍史的雙重視角深化宋版書的研究，恐或有借鑒和啟發意義。
一、目錄專書中關于朱熹《楚辭集注》編撰的見解
宋代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和趙希弁《讀書附志》，均述及朱熹撰《楚辭集注》的動機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稱：“朱子以王逸、洪興祖注或迂滯而遠于事情，或迫切而害于義理，遂別為之注。其訓詁文義之外，有當考者則見于《辨證》，所以袪前注之蔽陋，而發明屈子微意于千載之下。” [ ② ]陳振孫認為朱熹嫌于王、洪兩家注“迂滯”、“迫切”，故重注《楚辭》以闡抉其“微意”。按朱熹《楚辭集注》自序稱：“獨東京王逸《章句》與近世洪興祖《補注》并行于世，其于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，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，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”，“使原之所為壹郁而不得申于當年者，又晦昧而不得白于后世”。朱熹認為王、洪注本“詳于訓詁”，而于《楚辭》的意旨則未得，故“聊據舊編，粗加檃栝”，而定為《集注》八卷，陳振孫之說當即本于此。
《集注》自序言及朱熹所謂的《楚辭》意旨，云：“竊嘗論之，原之為人其志行，雖或過于中庸而不可以為法，然皆出于忠君愛國之誠心。原之為書，其辭旨雖或流于跌宕怪神、怨懟激發，而不可以為訓，然皆生于繾綣惻怛，不能自已之至意。”又《文獻通考?經籍考》引《朱子語錄》云：“《楚辭》不甚怨君，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，不成模樣。” [ ③ ]朱熹的本意是還原屈子“忠君愛國”的主旨，所以《集注》不是疏解字義的訓詁類著作，而是重在闡發義理，以補王逸、洪興祖注之失。
但自序話鋒一轉，又說：“然使世之放臣屏子，怨妻去婦，抆淚謳唫于下，而所天者幸而聽之，則于彼此之間、天性民彝之善，豈不足以交有所發，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。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，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。”似又重于“放臣屏子，怨妻去婦”，不獨宣揚“忠君愛國”之旨，蓋以屈原相比況而有所抒懷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即認為：“公為此注在慶元退歸之時，序文所謂'放臣棄子、怨妻去婦'，蓋有感而托者也。” [ ④ ]陳振孫未明言所托何事，但稱《集注》撰寫在慶元政爭之后，已大致透露出兩者之間的隱秘關系。趙希弁在《讀書附志》中則揭示了所托為何，云：“騷自楚興，公之加意此書，則作牧于楚之后也，或曰有感于趙忠定（筆者注：即趙汝愚，韓侂胄誅后賜謚忠定）之變而然。” [ ⑤ ] “蓋有”和“或曰”都是不確定的語氣，或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系。“有感趙汝愚之變”的說法，無疑豐富了對于朱熹撰寫《楚辭集注》動機的深層次認識。這說明慶元之后的一段時期內，當時存在著朱熹撰寫《楚辭集注》是緣于趙汝愚變故的看法。按周密《齊東野語》卷三“紹熙內禪”條，云：“汝愚永州安置，至衡州而卒，朱熹為之注《離騷》以寄意焉。” [ ⑥ ]但在《宋史》之《趙汝愚傳》、《韓侂胄傳》，均未提及朱熹注《楚辭》與趙汝愚相關事，最應記錄此事的《朱熹傳》也只字未提。清乾隆間于敏中等編修《天祿琳瑯書目》引《齊東野語》、《宋史》諸書，針對《直齋書錄解題》所稱的“有感而托者”，云：“公為此注在慶元退居之時，蓋有感而托其篇第……考《宋史》寧宗慶元二年（1196），朱子草封事數萬言（筆者注：此事實在慶元元年），陳奸邪蔽主，明丞相趙汝愚之冤……誣論（朱熹）十罪，詔落職罷祠，振孫所謂有感而托者，蓋以此也。” [ ⑦ ]似坐實了《楚辭集注》和趙汝愚之變的關系。于是乾隆帝弘歷御題亦稱“信是身清志猶烈，允宜朱注向為刊。害公有疾托蕭艾，正道無妨擬蕙蘭。”至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則明確稱：“是書大旨在以靈均放逐寓宗臣之貶，以宋玉招魂抒故舊之悲耳。” [ ⑧ ]《天祿琳瑯書目后編》也說：“蓋以原汝愚皆宗臣，故以隱況而自擬宋玉，意不在駁正王、洪也。” [ ⑨ ]似糾正王、洪二家注只是說辭，而非朱熹撰寫《楚辭集注》的本意。
總之，有感趙汝愚之變而有所寄意的說法，有別于《集注》自序所稱的補王、洪二家注本之失，尚需根據史料細致加以辨析。
二、從朱熹與趙汝愚的關系看《楚辭集注》的編撰
慶元政爭之前，朱熹便與趙汝愚存在著密切的關系。根據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福建通志》的記載，趙汝愚淳熙年間任福建安撫使，其政聲頗得朱熹褒獎，趙汝愚也積極助朱熹講學。紹熙元年至二年（1190-1191 ）間，趙汝愚再次任福建安撫使，朱熹致書趙汝愚論舉子倉、鹽法諸事（參見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二十八《答趙帥論舉子倉事》）。紹熙二年，朱熹又致書趙汝愚奏論時政闕失等。趙汝愚召為吏部尚書，經建陽與朱熹會面討論政事，這都在慶元元年（1195）之前。
及至紹熙間趙汝愚拜相，《宋史?朱熹傳》稱：“趙汝愚既相，收召四方知名之士，中外引領望治，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。既屢為上言，又數以手書啟汝愚，當用厚賞酬其勞，勿使得預朝政。” [ ⑩ ]或正緣于兩人曾經的密切關系，趙汝愚“收召四方知名之士”，朱熹借此而延入趙汝愚幕。而趙汝愚“招士”有深層的政治目的，周密稱趙汝愚覺察到韓侂胄有逐己之謀后，“以朱熹有重名，遂自長沙召入為待制，侍經筵，及收召李祥、楊簡、呂祖儉等道學諸君子以自壯。” [11]據束景南先生《朱熹年譜長編》，朱熹至臨安時在紹熙五年（1194）七月。趙汝愚招士“以自壯”，《朱熹傳》稱之為“中外引領望治”，形象地揭露了延攬朱熹很大程度上是為一己之政治私利，獲得與韓侂胄對抗的政治資本。對于趙汝愚與韓侂胄形同政敵的關系，朱熹有所察覺，既屢次進言朝廷，又勸諭趙汝愚。結果是趙汝愚不納，印證了《宋史》本傳稱其“為人疏”的特征。慶元政爭的結果是趙汝愚罷相貶謫，《宋史?趙汝愚傳》云：“侂胄忌汝愚益深，謂不重貶，人言不已……監察御史胡纮疏汝愚唱引偽徒，謀為不軌，乘龍授鼎，假夢為符，責寧遠軍節度副使，永州安置……至衡州病作，為守臣錢鍪所窘，暴薨。” [12]又《韓侂胄傳》云：“慶元元年……既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，將不利于社稷，汝愚罷相。” [13]
朱熹對于趙汝愚的變故，始以封事數萬言明趙汝愚之冤，而其同僚李祥、楊簡等也“訴汝愚有大功，不當去位”。至趙汝愚永州安置，朱熹又作《梅花賦》以寄意。慶元二年，趙汝愚暴死，朱熹哭吊且至趙汝愚婿家祭奠。趙汝愚卒后，周密稱朱熹“為之注《離騷》以寄意焉”，《困學紀聞》卷十八《評詩》亦云：“南塘（趙汝談）挽趙忠定公云'空令考亭老，垂白注《離騷》'。” [14]說明朱熹受此變故觸動很大，注《離騷》應該說即為《楚辭集注》的開始；但此時朱熹應尚未考慮為《離騷》之外的《楚辭》篇目作注，似僅借《離騷》以致意焉。但朱熹隨之受到的政治打擊，則促使他繼而完成全部《楚辭》篇目的集注工作。
朱熹在紹熙五年十一月，結束入趙汝愚幕返回建陽。他未忘懷趙汝愚的同時，也未脫離韓侂胄的政治打壓，《宋史?韓侂胄傳》云：“設偽學之目，以網括汝愚、朱熹門下知名之士……時臺諫迎合侂胄意，以攻偽學為言，然憚清議，不欲顯斥熹。侂胄意未快，以陳賈嘗攻熹，召除賈兵部侍郎。未至，亟除沉繼祖臺察。繼祖誣熹十罪，落職罷祠”，慶元三年（1197），“劉三杰入對，言前日偽黨，今變而為逆黨。侂胄大喜，即日除三杰為右正言，而坐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。王沇獻言令省部籍記偽學姓名，姚愈請降詔嚴偽學之禁，二人皆得遷官。” [15]這無疑給朱熹帶來精神上的苦悶和抑郁，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著錄一帙傅增湘藏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楊楫同安郡齋刻本《楚辭辨證》二卷（筆者注：此本實為高麗翻刻本，參見下文詳述），有楊楫跋，從側面揭橥了朱熹撰《集注》和趙汝愚之變的關系，云：
慶元乙卯（1195 ）楫自長溪往侍先生于考亭之精舍，時朝廷治黨人方急，丞相趙公謫死于道，先生憂時之意屢形于色。忽一日出示學者以所釋《楚辭》一編。楫退而思之，先生平居教學者首以《大學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四書，次而六經，又次而史傳，至于秦漢以后詞章特余論及之耳，乃獨為《楚辭》解釋，其義何也？然先生終不言，楫輩亦不敢竊有請焉。
按考亭在今福建建陽，朱熹考亭之居落成在紹熙三年（1192）六月，紹熙五年十一月朱熹遭斥后即由臨安返回考亭。跋中所稱“朝廷治黨人方急，丞相趙公謫死于道”為慶元二年之事，此年亦設“偽學”以罷斥附和趙汝愚、朱熹者。至慶元六年（1200），韓侂胄方追復趙汝愚、朱熹職名。而“學禁”遲至嘉泰初年方稍馳，嘉泰二年（1202）詔朱熹已致仕，除華文閣待制，與致仕恩澤。開禧三年（1207 ）韓侂胄遭誅殺，此后趙汝愚方“盡復元官”并“配享寧宗廟庭”。推知出現朱熹《楚辭集注》為寄意趙汝愚的說法，準確地講應該在開禧之后。
《楚辭集注》的撰寫，可以明確始于慶元二年的《離騷》注。據楊楫跋，確證《楚辭集注》完成于慶元年間，也就是設“偽學”、嚴“學禁”之時。由此反觀朱熹在自序中稱補王逸、洪興祖注之失，應為托辭，目的是規避韓侂胄的迫害。即便對于門人，朱熹也三緘其口，出于同樣的考慮。而作跋于嘉定四年的楊楫，雖已遠離政爭，但也因朱熹未明示撰寫《楚辭集注》的緣由，亦不敢妄言。楊楫跋的文獻價值，就在于明確地說明《楚辭集注》的撰寫是在趙汝愚變故和朱熹遭“學禁”的背景下完成的。而他的疑惑，楊萬里也作有《戲跋朱元晦楚辭解》詩，云“注易箋詩解魯論，一帆經度浴沂天。無端又被湘累喚，去看西川競渡船” ，恰如今人姜亮夫先生所稱：“熹一生注儒家經典幾遍，更不為他說所亂，獨注《楚辭》似與平生專一之業相遠，因以啟學者之疑。” [ 16]綜上，朱熹撰《楚辭集注》離不開慶元政爭的誘因，尤其與趙汝愚之變密不可分，南宋后期有關寄意趙汝愚的說法是站得住腳的。
《楚辭集注》成書的時間，鄭振鐸認為：“當在一一九五年至九六年之間” [17]，束景南考證為慶元四年（1198 ）所作，陳來認為“成于慶元五年（1199 ）” [18]。也有學者認為，“《集注》八卷的寫作始于慶元元年，成于慶元四年” [19]，或“朱熹在慶元三、四年間一直在從事《楚辭集注》的撰寫” [20]。按朱熹卒于慶元六年，則《楚辭集注》的撰寫應在慶元二年至六年（1196-1200 ）之間。據慶元三年（1197 ）朱熹《與方伯謨》書稱“近又看《楚辭》，抄得數卷，大抵世間文字無不錯誤，可嘆也。”又同年《答鄭子上》書稱“病中不敢勞心，看經書間取《楚詞》遮眼。”這與自序中所稱之“疾病呻吟之暇，聊據舊編，粗加檃括”似相對應，推定《楚辭集注》慶元三年尚在撰寫中。而據慶元五年朱熹《答鞏仲至》書稱“福州舊有《楚詞》白本，不知印板今尚在否？……因其舊本再校重刻，以貽好事否？如能作此即幸報，及待為略看過結緣也。”又《答鞏仲至》稱“若修得了，可就彼中先校一番，卻以一凈本見示，當為參訂改定商量”。又慶元六年朱熹《答鞏仲至》稱“《楚辭》修未？旋了，旋寄數板節次發來為幸”，推斷最后編定應在慶元六年，除《集注》外尚包括《辨證》和《后語》，應該說這是其畢生著述中的最后一部。
三、宋本《楚辭集注》的刊刻
隨著慶元政爭特別是“學禁”的結束，《楚辭集注》也會相應地得到刊刻。《天祿琳瑯書目》前、后編著錄的兩部《楚辭集注》（分別稱為前編本、后編本），均不附《辨證》二卷和《后語》六卷，屬于集注的單行本。據《天祿琳瑯書目》，前編本“共八卷，宋朱子集注目錄后載朱子序，前有宋羅荷、向文龍二序，汨羅山水圖、屈平朱子二像”。據向文龍序，欲索《楚辭集注》善本而未得，乃用官俸刻于湘陰縣齋，刻書時間為宋度宗咸淳三年（1267）。惜清嘉慶二年（1797 ）干清宮火，前編本已不存于世。
據《天祿琳瑯書目后編》，后編本（如圖所示）為“宋大字本，極清朗，雖印本祗四卷，而卷一、卷三、卷四影鈔亦甚工致，以其希覯足珍收之，每冊前有大印割補，僅存一亭字可辨。” [21]此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，著錄為宋刻本，其行款版式為八行十六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，順黑魚尾。書名題“楚卷幾”。版心上題字數，下鐫刻工姓名。書中有刻工陳祥、董昭、方云、胡貴、簡宗、金昭、李信、劉杰、陸弘、馬、彭天佑（或作彭佑、彭右）、施、孫旭、王荀、吳、謝元、尤昌、俞魁、張榮、貞等，廊、匡、恒、、桓、廓諸字闕筆。按書中避諱至“廓”字止，又刻工陳祥與刻宋撫州公使庫本《春秋經傳集解》（筆者注：據張麗娟《南宋撫州經書的刊刻與修補》，《春秋經傳集解》避諱至孝宗慎字，為補刻后印本，補刻葉有避光宗諱敦字者）、李信（南宋中葉杭州地區良工）與刻宋慶元六年（1200 ）紹興府刊本《春秋左傳正義》等，知此本當刻于南宋寧宗時，詳而言之應刻在嘉泰二年之后至嘉定年間。據其版刻風格，輔以刻工陳祥曾在江西撫州刻書，筆者認為此本為江西刻本，不似建刻。
除了《集注》的單行本外，還存在與《辨證》和《后語》的合刻本。關于《辨證》和《后語》，朱熹在撰寫《楚辭集注》的同時或稍后，也在從事兩書的編撰。按朱熹《楚辭辨證后序》云：“余既集王、洪《騷注》……然慮文字之太繁，覽者或沒溺而失其要也，別記于后，以備參考，慶元己未三月戊辰。”又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云：“訓詁文義之外，有當考訂者，則見于《辨證》，所以袪前注之蔽陋而明屈子微意于千載之下。” [22]知《辨證》當在《集注》完成后整理寫定，時間在慶元五年。關于《辨證》的卷數，《讀書附志》和《宋史·藝文志》均著錄為一卷本，今傳宋刻為兩卷本。推知宋代流傳有兩種卷第的《辨證》，兩者差異或僅為分卷不同，內容實則基本無異。
而《楚辭后語》，朱熹自序云：“目錄以晁氏所集錄《續》、《變》二書刊補定著，凡二十五篇。”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云：“以晁氏《續》、《變》二書刊定，而去取則嚴而有意矣。” [23]《楚辭后語》的撰寫時間應在慶元六年，但未能在朱熹生前完稿，根據是嘉定五年（1212）朱熹之子朱在跋云：“先君晚歲草定此編，蓋本諸晁氏《續》、《變》二書，其去取之義精矣，然未嘗以示人也”，又鄒應龍跋云：“獨此編乃晚年所定，猶未及卒業，故人未及見。” （筆者注：兩跋均載宋端平本《楚辭集注》）此外，朱熹尚撰有一部《楚辭音考》，慶元六年《答鞏仲至》云：“此嘗編得《音考》一卷，音謂集古今正音協韻，通而為一；考謂考諸本同異并附其間，只欲別為一卷附之書后，不必攙入之下礙人眼目，妨人吟諷。”惜不知其詳，也未見有《楚辭音考》傳本存世。
首先得以刊刻的應為《集注》單行本，隨后出現與《辨證》或《后語》的合刻本，主要表現在下述兩方面：（一）從宋代書目著錄情況來看，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著錄一部《楚辭集注》八卷合刻《辨證》二卷本，又著錄一部《楚辭后語》六卷本，說明陳振孫見到的《楚辭后語》還是單刻行世本，尚未與《集注》和《辨證》合刻，這與《后語》出現最晚有關系。而《讀書附志》著錄三書的合刻本。（二）從現存傳本而言，后編本《楚辭集注》不附《辨證》和《后語》，推斷應是朱熹逝后刻得較早的一個本子。之后出現《集注》與《辨證》的合刻本，如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楊楫同安郡齋刻本和宋嘉定六年（1213 ）章貢郡齋刻本（筆者注：此本還與揚雄撰《反離騷》一卷合刻）等。再之后方出現《集注》與《后語》的合刻本，因為《后語》為朱熹未定之作而未流傳于外。按朱在跋云：“嘉定壬申（1212）仲秋在始取遺槁謄寫成編”，又鄒應龍跋稱朱在整理完后，“首以示應龍，因得伏而讀之”。推知《后語》開始為世人所知并流傳開來，是在嘉定五年之后。至嘉定十年（1217），朱在補外來守星江，“取郡齋所刊《楚辭集注》，重加校定，復并刻此書。”這是第一次出現《集注》與《后語》合刻，惜已不傳。而《集注》、《辨證》和《后語》三書的合刻，則一直到南宋端平年間，即現存國家圖書館的宋端平刻本。據書中端平二年（1235）朱熹之孫朱鑒跋，朱鑒于《集注》刪去《反離騷》一篇，于《后語》刪去《吊屈原》、《服賦》兩篇后將三書合刻。
現存宋本《楚辭集注》的合刻本，合刻內容又略有差異，包括：
（一）《集注》與《辨證》合刻者，如高麗翻刻宋嘉定四年楊楫同安郡齋本。傅增湘《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》和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均將此本定為宋嘉定四年楊楫同安郡齋刻本，八行十九字，白口、左右雙邊，存《辨證》二卷，有嘉定四年楊楫跋，傅增湘稱此本“字體秀勁，是閩版之最佳者” [24]，又稱：“此書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十五著錄，僅有《集注》與《辨證》，而《后語》單行，正與此本同。因知是此書初行之本，迨宋末始與《后語》并刊之。” [25]聯系楊楫跋，此本或為楊楫得朱熹《集注》編定本，而刻于同安郡（今屬福建），應屬較接近朱注原貌且刊刻較早的本子。傅增湘鑒定此本有誤，實為高麗翻刻本，葉德輝《郋園讀書志》已有說明，云：“此高麗仿宋嘉定刻本《楚辭辨證》二卷，書中桓、匡、貞、頊、讓、等字避諱缺筆，桓嫌名完，玄嫌名縣、懸避，殷字有避有不避，讓之嫌名攘、壤均不避，豈以已祧之廟故耶？” [26]又云：“字近柳體，與昔年在廠肆所見《資治通鑒》無注本同，蓋一時風氣為之。但彼為硬黃紙刷印，不及此本細繭紙之精，字跡亦無此明朗。” [27]舊藏長沙周壽昌家，后為葉德輝所得，“書估堅持以為宋本，余亦漫應之，然不敢自欺以欺來者，故揭明之” [28]。大概葉德輝之后，輾轉為傅增湘所得，而只字不提得自葉氏，蓋緣于鑒定不同之故。
（二）《集注》與《辨證》二卷和《反離騷》一卷合刻，有宋嘉定六年章貢郡齋刻本（如圖所示），七行十五字，小字雙行同，白口或黑口，左右雙邊，順黑魚尾。卷端題名的款式為“楚辭卷第三，朱熹集注”。書中有嘉定癸酉王涔序，稱刊于章貢郡齋，傅增湘稱此本“大字，刊工頗似贛州本《文選》” [29]。趙萬里稱此為本書“傳世最早刻本” [30]，實則后編本應比此本為早。書中鈐“白發抄書”、“陸時化”、“江南陸潤之好讀書稽古”、“聽松堂書畫印”、“鐵琴銅劍樓”、“瞿印秉沂”、“瞿印秉淵”、“良士眼福”諸印，清陸時化舊藏，后歸瞿氏鐵琴銅劍樓，現藏國家圖書館。
（三）《集注》八卷和《后語》六卷合刻，有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，九行十七字，小字雙行同，白口、左右雙邊，順黑魚尾。卷端題名的款式為“楚辭卷第一，晦庵集注”。據其行款、版式知為南宋中、后期福建刻本。書中鈐“垕德堂章”、“志高者通”、“武林高瑞南家藏書畫印”、“葉氏家藏”、“竹泉”、“歸云閣”、“樵云后裔”、“獻陵紀氏家藏”、“朱印錫庚”、“翰林院印”、“臣許乃普”、“滇生”、“滇生所藏”、“關印蔚煌”、“掞生”諸印，明高濂舊藏，后為葉竹泉所得，入清經紀昀、朱錫庚所藏，乾隆間進呈四庫館，流出后為許乃普、關蔚煌所藏。魏隱儒稱此本由中國書店白廷智訪得，因此本各家不著錄，還曾以為是高麗本，經審定為宋刻，且是海內孤本，后售歸北京圖書館[31]。
（四）《集注》與《辨證》二卷和《后語》六卷三書合刻，有國家圖書館藏宋端平刻本（如圖所示），九行十八字，小字雙行同，白口、左右雙邊、對黑魚尾。卷端題名的款式為“楚辭卷第一，集注”，書中有朱在、鄒應龍和朱鑒跋。據朱鑒跋，此本當刻在湖北興國軍，在刊刻過程中參校了包括晁本在內的各個本子，如《集注》目錄之《離騷九歌》以下六篇有校語稱“一本此篇以下皆有傳字”；又《續離騷九辯》以下八篇有校語稱“晁補之本以下乃有傳字”。另朱鑒跋署“端平乙未”，即端平二年，則當即刻在此年，故似可詳細著錄為宋端平二年朱鑒興國軍刻本。楊紹和稱此本“蓋南宋槧初印本，鐫刻精善，裝池古雅，可寶也” [32]，而鄭振鐸稱此為“最古和最完整的一個刻本” [33]。就三書合刻而言，此本確屬存世最古且最完整的本子。書中鈐“海源閣”、“宋存書室”、“東郡楊紹和印”、“紹和彥合”、“秘閣校理”、“劉占洪少山氏珍藏”、“東萊劉占洪字少山藏書之印”諸印，清楊氏海源閣舊藏，民國間為劉少山所得，后捐獻北京圖書館。
綜上，現存四部宋刻本和一部翻宋刻本（按反映的宋刻內容說明）中，從行款、版式而言不存在各本之間翻刻的情況（是否存在以某本為底本重刻，筆者擬根據上述四種宋本的校勘情況另寫專文續加探討）。在卷端題名的款式上，后編本和第三部宋刻本相同，均為“晦庵集注”，或出自門人所刻；而第二部題“朱熹集注”，刻者似與朱熹嫡裔和門人沒有關系。第四部僅題“集注”二字，恰緣于此本出自嫡孫朱鑒所刻，為尊者諱而省去“朱熹”或“晦庵”兩字。從刻年而言，均在慶元之后，即政爭、“偽學”結束之后。從刻地而言，有兩部刻在福建，兩部刻在江西（其中一部為贛州），兩部分別刻在湖北、湖南（前編本）。故可推斷南宋慶元之后《楚辭集注》的刊刻，主要集中在福建和與之相臨近的江西、湖北、湖南等地。具體而言，因朱鑒任職興國軍而刻在湖北，而福建、江西、湖南則是朱熹曾任職或講學的活動區域，自然會出現其著作的刻本。但隨著朱熹理學主導地位的確立，他的《楚辭集注》便迅速而廣泛地流傳開來。可見，書籍的刊刻與書籍創作者的近緣以及影響區域均存在著密切的關系，這是研究版本史和書籍史需要注意的維度。
四、結語
朱熹除在南宋學術文化、政治頗具重要地位和影響外，也與刻書有關聯，如彈劾唐仲友，直接原因便是仲友利用公帑刊刻《荀子》；而趙汝愚之變的慶元政爭則直接促使朱熹撰寫《楚辭集注》，刊刻流傳則是在政爭結束之后，而且刻地基本為受到朱熹影響的區域。這說明研究宋刻版本，除了考察諸如行款、版式等書籍形式的演變和刊刻地域及刻年外，還要考慮書籍刊刻與政治環境、文化風氣乃至社會經濟狀況等多重因素的影響，而這又進入筆者認為的書籍史研究的范疇。本文通過《楚辭集注》與慶元政爭這一個案問題的分析，認為這是研究宋代版刻的兩翼，不可偏廢；而做到兩者的有機結合，便應該能夠在前人基礎上將宋代的版刻研究繼續向前推進。
注釋：
[①]（清）于敏中等：《天祿琳瑯書目》，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，中華書局1995 年版，204 頁。
[ ② ]（宋）陳振孫：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徐小蠻、顧美華點校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435頁。
[ ③ ]（元）馬端臨：《文獻通考·經籍考》，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本元代卷，中華書局2006年版，335頁。
[ ④ ]（宋）陳振孫：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435頁。
[ ⑤ ]（宋）趙希弁：《讀書附志》，孫猛點校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，1166頁。
[ ⑥ ]（宋）周密：《齊東野語》，張茂鵬點校本，中華書局1983年版，45頁。
[ ⑦ ]（清）于敏中等：《天祿琳瑯書目》，45頁。
[ ⑧ ]（清）永瑢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中華書局1965年版，1268頁。
[ ⑨ ]（清）彭元瑞等：《天祿琳瑯書目后編》，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，中華書局1995年版，306頁。
[ ⑩ ]（元）脫脫等：《宋史》，中華書局1977年版，12767頁。
[11]（宋）周密：《齊東野語》，44頁。
[12]（元）脫脫等：《宋史》，11989頁。
[13]（元）脫脫等：《宋史》，13773頁。
[14]（宋）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，閻若璩、何焯、全祖望注，欒保群、田松青校點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，526頁。
[15]（元）脫脫等：《宋史》，13773頁。
[16]姜亮夫：《楚辭書目五種》，載《姜亮夫全集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，45頁。
[17]鄭振鐸：《楚辭集注影印本跋》，載《楚辭集注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，2頁。
[18]陳來：《朱子書信編年考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，459頁。
[19]李永明：《朱熹楚辭集注成書考論》，載《西南交通大學學報》2008年第2期，49頁。
[20]陳尚敏：《楚辭集注成書概述》，載《甘肅高師學報》2004年第4期，16頁。
[21]（清）彭元瑞等：《天祿琳瑯書目后編》， 306頁。
[22]（宋）陳振孫：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435頁。
[23]（宋）陳振孫：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436頁。
[24]傅增湘：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，中華書局2009年版，814頁。
[25]傅增湘：《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》，中華書局2009年版，928頁。
[26]葉德輝：《郋園讀書志》，楊洪升點校、杜澤遜審定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，326頁。
[27]葉德輝：《郋園讀書志》，328頁。
[28]葉德輝：《郋園讀書志》，328頁。
[29]傅增湘：《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》，928頁。
[30]北京圖書館編：《中國版刻圖錄》，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，33頁。
[31]魏隱儒：《書林掇英——魏隱儒古籍版本知見錄》，李雄飛整理校訂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版，310頁。
[32]（清）楊紹和：《楹書隅錄初編》，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本清代卷第四冊，中華書局2006年版，499頁。
[33]鄭振鐸：《楚辭集注影印本跋》，1頁。
文載《文津學志》第九輯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